元朝至順二年(1331)春,回鄉(xiāng)“閑居養(yǎng)疾”的前總管王穆收到其“鄉(xiāng)弟”羅山教諭張叔英(見文末注釋)的來信,信中滿載霍邱“耆宿儒學”們的深情囑托,希望他能為縣里剛剛落成的城隍廟題寫碑記,“勒石于廟,以圖遠傳”。
讀罷此信,王穆“驚且喜”,于是欣然命筆,作《城隍廟碑記》(以下簡稱“《碑記》”)。該文載于萬歷《霍丘縣志》第九冊,這也是目前可見有關(guān)霍邱城隍廟的最早文獻資料。
根據(jù)《碑記》,這座大型建筑于是年正月初開工,二月末完竣,前后耗時不到兩個月,且是在寒冷的冬季。這座久經(jīng)風雨的廟宇已有近七百年歷史,其部分建筑至今猶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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霍邱城隍廟今貌
霍邱的城隍廟是誰建的?為什么建?
第一個問題,《碑記》說得清楚明白:城隍廟的倡建者是當時的承事郎達魯花赤,名叫怯列!斑_魯花赤”是蒙古語,意為“掌印者”,是蒙古國歷史上的一種職官稱謂。元代規(guī)定漢人不能擔任官吏系統(tǒng)中的正職,因此朝廷各部以及各路﹑府、州、縣均設(shè)有達魯花赤,由蒙古或色目人擔任,掌控實權(quán)。
據(jù)萬歷《霍丘縣志》第五冊《秩官》載:“宋嘉定十六年(1223)蒙古初置達魯花赤治縣”“元(霍丘)設(shè)達魯花赤一員”;羟駳v史上有文獻記載的達魯花赤共兩位,一位是昔里吉思,另一位就是怯列。由《碑記》可知,怯列在霍邱為官三載,頗有政聲。為了盡快建成城隍廟,他“首捐己祿”,官吏士紳紛紛效仿,在強大的感召力下,修廟既未影響市肆交易,也未影響農(nóng)時耕播,僅一個多月便巍然完竣,“神人俱依”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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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下來的問題是:當政者為何要花費氣力,用“公權(quán)力”去修筑滿足民間信仰的城隍廟?
首先,按照王穆總管的個人理解:一城之中,有人則必有神,神必定會保佑那些對其虔誠的信徒;神祇與知縣(達魯花赤)各有分工,前者負責“理幽”,后者負責“治明”,這一“幽”一“明”幾乎囊括了百姓日常的物質(zhì)和精神生活。道理說起來簡單,真正做到卻并不容易,至少為民“理幽”的場所仍是空白,如今怯列率民筑廟,他對待神明尚且如此敬重虔誠,那么對待老百姓的“寬廣仁愛”也就不言而喻了。這段話,雖是《碑記》所載的王穆的個人觀點,卻也代表了那個時代官紳階層的普遍認知。
其次,是以怯列為代表的地方官員復興傳統(tǒng),分步實施“建筑教化工程”的結(jié)果。王穆在《碑記》中詳述了“近年來”霍邱城從“廟制屺壞”到“漸次創(chuàng)立”的過程:一方面,天歷三年(1330)春,他回“安豐舊廬”閑居養(yǎng)疾,只要聽到地方官有嘉言善政,他便歡欣鼓舞,“如炎而涼,如渴而漿,如口出而身履,如屠門之大嚼”;如若不然,便“心懷戚戚,數(shù)日不能排遣”。俗話說:不在其位,不謀其政,這究竟關(guān)自己什么事呢?大概是“人心思定,天道公理去人心不遠”吧;另一方面,想必來信中張叔英教諭也對“近年來”霍邱的建設(shè)情況做了詳細介紹,于是他復載入碑,以彰其德:
一、文廟聿興,則士風勵,而人知所以勸學矣; 二、三皇殿成,則播植繁,而民知所以務本矣; 三、復修縣廳,是堂高政平,民知承惠而訟簡矣; 四、又修館驛,是送往迎來,民知致廩而敬上矣; 五、再修尉司,為治之所,是盜所屏息,民知安其居矣; 六、雖忠顯呂尚書祠堂,猶加繕完; 七、經(jīng)營城隍忠佑輔德大王之廟,是禍福昭彰,雨旸時若,民知樂其業(yè)矣。
不難看出,這項“建筑教化工程”是計劃井然、分步實施的,其目的依次為勸學、務本、訟簡、敬上、安居、樂業(yè),可謂統(tǒng)籌有法、指向明確,其中宗教建筑有兩座:三皇殿和城隍廟,前者主祀天皇、地皇和人皇,也就是遠古時期的三位杰出氏族領(lǐng)袖——伏羲氏、神農(nóng)氏和軒轅氏,修筑目的在于勸農(nóng)務本;相比之下,城隍廟略有不同,其主祀“忠佑輔德大王”,也就是俗稱的“城隍爺”,他是古代民間信奉的守護城池之神,也是道教的重要神祇之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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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碑記》中王穆對這七座建筑的描述還有三點值得留意:一是城隍廟的修筑用的是“經(jīng)營”二字,也即初建,不同于呂尚書祠堂的“繕完”;二是這七座建筑都是達魯花赤怯列所主持,當然,也離不開令尹楊承事、主簿康將仕、典史高安富等共襄其事;三是筑修的出發(fā)點是“為民創(chuàng)制,非徒觀美而已”,整體格調(diào)是實用大于審美,突出其現(xiàn)實功用。
這座城隍廟的造型如何?且聽下回分解。
注釋:萬歷《霍丘縣志》第九冊《記》作“張叔英”,乾隆《霍邱縣志》卷九《藝文》作“張淑英”,同治《霍邱縣志》卷十四《藝文志》亦作“張淑英”,今從明志,河南羅山人,曾任霍邱教諭,生平事跡不見于諸種《霍邱縣志》之《秩官》。 原載于《明清方志中的霍邱古城》一書,作者穆迪,字道甯,霍邱人,古代文學博士,現(xiàn)居上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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